当王瑞杰接到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项目时，他下意识的想法是——这还有什么可做的吗？

脊髓灰质炎，也叫小儿麻痹症，在上个世纪让不少父母闻风丧胆。

幸而脊灰灭活、减毒疫苗相继研发成功。自1988年全球根除脊灰行动启动，在两种疫苗合力之下，脊灰病例已经减少了99.99%以上。

直至今日，我们身边已经极少见到脊灰病例。事实上在全球，脊灰病毒的野生毒株也基本都消灭了。

那么在消灭脊灰最后0.01%的关头上，为什么还要研发新的脊灰疫苗呢？

 

为了彻底的根除

故事还要从两个对消灭脊灰产生过巨大贡献的疫苗说起。

脊灰减毒疫苗，也叫OPV（Oral Poliovirus Vaccine），在中国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，糖丸。

OPV疫苗中，含有减轻毒力的脊灰病毒，它不会致病，但还有复制、传染的能力。因为脊灰病毒是一种肠道病毒，通过消化道感染、传播，所以疫苗被制作成了口服的形式。当我们把糖丸吃下去，减毒的病毒会在肠道中复制，引起免疫系统的反应。

这个过程模拟了自然的感染，所以能激发很强的免疫保护。OPV简单的接种方式，以及相对低廉的成本，让它在早年消除脊灰的运动中，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
然而，在接种OPV后，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低于百万分之一的概率，有可能会得麻痹型脊髓灰质炎。

此外，在肠道中不断地复制时，病毒也有可能会发生突变，恢复了致病毒力。这种恢复毒力的毒株叫做疫苗衍生株，有机会通过粪便、下水道等途径，进入到环境中。如果有一个没有接种过疫苗或者免疫力较低的人，在环境中遇到了它，就可能感染疫苗衍生株引发脊髓灰质炎。

那么，灭活疫苗是否能避免这些问题呢？

灭活疫苗，也叫IPV（Inactivated Poliovirus Vaccine），使用的是完全没有活性的病毒。因此，病毒不会复制，也没有可能出现OPV那种衍生病毒的问题。

但在IPV生产过程中，还是会用到活的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，如果哪个生产环节出现问题，导致病毒泄露，会带来很大的公共卫生风险。其次，它的制作成本也比较高，全球大范围应用存在困难。

王瑞杰和团队做了多次调研、跟专家沟通，最终确定：要想彻底根除脊灰，还需要继续研发创新疫苗。

 

给病毒做个“蜡像”

这种新疫苗，必须完全不使用活的脊灰病毒，才能帮助人类走完消灭脊灰的最后一公里。

于是，团队把目标转向了VLP脊灰疫苗。VLP是指病毒样颗粒，它不是真正的病毒，只是把病毒的一些特征和结构，通过蛋白的形式表达出来。

王瑞杰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。

假设病毒是个坏蛋，OPV就相当于是给一个坏蛋戴上了手铐和脚镣，他不会给人造成伤害，但是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，它可能会发生突变，又变成一个有致病性的病毒，对弱势群体或者没有接种疫苗的人造成一定的危害。

IPV相当于把这个坏蛋关在监狱里面，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是不可能出来的。但是整个生产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，导致坏蛋跑出来。

而VLP相当于给坏蛋做了一个蜡像，它有坏蛋所有的外部特征，但是却没有里面的遗传特质，就像一个空壳子。蜡像不会产生任何自我复制，也不会再把这个病毒传递给其他人。

在生产时，VLP也不会用到活病毒，而且这种技术也更适合大规模生产，生产成本也更加可控。

但想要制作逼真的蜡像，并不容易。

目前，市场上已经有一些利用VLP技术制作的疫苗，比如乙肝、HPV，但是要想给它们做蜡像，只需要描绘一种外壳蛋白。

而脊灰病毒的结构却复杂得多，它是一个20面体，每个面都是由3个蛋白组成的亚单位，在描绘脊灰的蜡像时，要先把3种蛋白拼成亚单位，再把这些亚单位无缝地组装成20面体。而且脊灰病毒有3个亚型，这意味着3个亚型，都需要组装成20面体才能做成三价疫苗。

 

“我们亦有所贡献”

也许有人会认为，这个过程似乎不难，只是在尝试不同的组装和组合方式，让效果达到最好。

但其实背后涉及到非常底层的科学逻辑和知识。“如果没有对科学深刻的理解，组装和尝试，可能一开始就会走入歧途。所以我们要研究病毒的结构、蛋白的结构，再根据规律，寻找适合的方式，中间经过无数次迭代和改良。”

为了克服研发的困难，团队走过很辛苦的一段时间。“像研发人员，有一段时间经常晚上八九点还在做实验。”

虽然辛苦，但王瑞杰和团队都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，非常值得。

在研发的过程中，他们了解到了很多医疗资源匮乏地区的脊灰事件。“脊灰对我们来说有是一个很遥远的事，但即使到现在，有些地区每年还是有很多小朋友得脊灰，看到他们因为脊灰不能走路，非常难过。”

一件不再困扰大部分人的事，却还在深刻地影响另一些人的命运。而创新的疫苗，有机会扭转这样的局面。

2024年，VLP脊灰疫苗进入临床实验，并取得了很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，整个团队都感到很振奋，因为在消灭脊灰最后一公里的路上，“我们亦有所贡献。”

为消除疾病的最后一公里，拼尽全力，这才是了不起的创新。